高考改革，关系着万千学子的前途命运，承载着整个社会的殷切期望。

2014年9月，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标志，我国开启了自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一轮高考改革。当年，上海、浙江率先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地加入第二批试点行列；2018年，第三批新增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8个省市。

7年来，高考综合改革在“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科学选拔人才”的期许中，由东部向中西部稳妥推进。到今年9月，新高考方案在14个省市均已平稳落地，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带动了一系列教育变革。

新高考给广大考生和家长带来哪些影响和新变化？中学和高校又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针对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时隔7年，当被问起新高考最大变化时，浙江省温州中学2017届毕业生、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2021级直博生翁焕博还是毫不犹豫地说：“选！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就选什么！”

打破传统理科考“物化生”、文科考“史地政”的限制，参加浙江新高考的考生，除“语数英”3门必考科目外，还可以从7门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任选3门（上海为“6选3”），组成自己的考试方案。据统计，浙沪两地有超过七成的考生选择了新的科目组合，个人兴趣爱好和潜能特点得到了充分体现。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地理，立志成为李四光那样的地质学家。但传统理科不考地理，文科又不涉及物理、化学等地质研究必不可缺的知识。”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深造的王宁就是新高考的受益者，高中“物化地”的个性化组合，为他如今的专业学习打下了扎实基础。

在浙江大学本科生招生处处长朱佐想看来，学生选择权的增加带来了多重积极变化：一是学生发展更全面，文科思维与理科思维碰撞融合，有助于提升综合素质；二是成长路径更多元，选科组合强调个人兴趣特长，志愿填报也由学校导向转为专业导向；三是未来志向更明确，学生选定选考科目的同时也基本确定了报考专业范围，学习动力被有效激发。他还向记者透露，在浙大2017级本科生中，浙沪两地生源的绩点和优秀率均高于全校平均水平，且比改革前有所提升。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的印证。他和团队对多个新高考落地省份进行了长期跟踪评价，数据显示，无论是中学校长教师、考生及其家长，还是高校教师与大学生，都普遍认同以学生为中心、增加学生选择权的改革导向，学生群体对选科选考的满意度较高。

根据各省份实施方案，前两批试点省份是“3+3”模式，而第三批采取的是“3+1+2”模式。其中“3”为全国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物理、历史科目中选择1科；“2”为再选科目，考生可在化学、生物、政治、地理等科目中选择2科；统考科目和首考科目计原始成绩，选考科目则按等级赋分后计入总成绩。

“这是充分考虑各省份原有高考模式、基础教育发展水平以及改革阶段特征的结果。”福建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3+1+2”方案有12种组合，大幅降低了新高考对高中师资、教室等软硬件资源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在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省推进改革的难度。

教育部考试中心常务副书记于涵表示，“3+1+2”方案与此前“3+3”方案在基本理念和改革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时突出了物理、历史两个科目在高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类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在选择的维度上，既要保证个体选择的自主空间，又要顾及高校人才选拔和培养局部上的刚性限制，更要体现国家整体需求和长远利益。

“尽管人文社科类人才也很重要，但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来看，高等教育首先应培养更多的理工类人才。而物理在自然科学中的基础性，是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忌为了分数最大化而功利性选科，故意避开难度较大的科目。许多顶尖高校的理工科专业，如果不选物理和化学甚至没有报考的机会。金融工程、教育技术学等社会科学类专业，同样需要较强的数理基础。新高考分数的价值高低，更多取决于选科结构，应该先确定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升成绩才是正解。

上海浦东中学校长倪瑞明回忆说，当初看到新高考改革方案时，不由得心头一紧：“不改不行了！”

“7选3”有35种组合，“6选3”有20种组合，最少的“3+1+2”方案也有12种组合，学生怎样从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套餐”？学校又该如何配置师资和教室？这对高中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很高要求。

一方面，为适应新的科目组合，高中阶段选课走班、分层教学等新常态应运而生，改变了原来行政班“齐步走”的教学模式。

上海各区各校根据实际情况，摸索出了大走班、中走班和小走班3种不同的编班模式。海南依托信息化平台建设，辅助学校预估资源需求，实现选科组合开放，帮助学校解决在走班教学过程中分班排课与教学管理的难题。多个省份还通过返聘优秀退休教师、探索“县管校聘”、对富余学科教师转岗培训等措施，缓解部分学科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同时新改扩建部分高中，着力改善办学条件。

另一方面，中学阶段的学业与进入高校选择的专业，甚至日后安身立命的职业紧密结合，在高中开展职业生涯教育和学科专业认知的重要性凸显。

武汉二十中投入400万元，进行软硬件建设，实现高一新生生涯规划课全覆盖。北京东城区自2017年起启动了“生涯教练”种子培训计划，通过加强生涯教育师资来破题。湖北从2018年启动高中生生涯规划指导教师培训项目至今，已培训相关教师1632人。山东青岛要求全市中小学要开齐开好生涯教育课，高中学生发展指导课程1学分、职业体验活动3学分，重点在高一、二年级实施，每周安排1课时或统筹使用。

记者调研发现，“高质量生涯教育师资短缺”是各地各校普遍面临的问题，这在中西部地区和县域高中尤为明显。河北某县域高中校长就表示，现有师资力量只能支撑起简单的生涯规划和职业体验，如学生问及某一专业的细节问题，生涯教育课程教师也只能临时上网查资料，“现学现卖”的问题有待解决。

对此，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王秋旺建议，覆盖92个专业大类的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咨询指导作用，组织权威专家录制专业科普视频、撰写相关解读文章，细致介绍各个学科的知识结构及就业方向，并通过官方信息化平台向大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王秋旺认为，此举不仅能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帮助广大学生将生涯规划、专业选择和学习动力有机统一起来，更有利于各个学科找到真正感兴趣、愿意扎根钻研的“后浪”，促进高中与高校协同育人。

除了选科选考，受访考生和家长还特别关心“两依据一参考”中的“参考”，即综合素质评价。据了解，14个改革省份均开发了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作为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这将逐步改变简单以高考成绩评价学生的方式和导向。

在钟秉林看来，把综合素质测评档案用好，首先要“可信”，不能有水分，更不能弄虚作假；其次要“可比”，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反映一个个活生生的学生的发展状况，不能千篇一律、套话空话；三是要“使用”，高校要探索合理使用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场景和方法，如一些高校在“强基计划”招生中就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重要参考。

多位专家都表示，这一轮高考改革之所以称为综合改革，是因为这不仅是一场针对考试方式和考试内容的改革，更是通过教学—考试—招生链条的整体设计，倒逼学生培养模式的变革，既牵动高中教育教学改革，也影响高校招生录取环节甚至是专业培养方案。

陈志文指出，过去按学校填报志愿，高水平大学的最低分数线往往可控，多数本科院校也不愁生源。在高校扩招背景下，许多高校“摊大饼”式布局学科，专业设置越来越雷同，甚至出现“千校一面”的困境。而新高考招生录取实行“院校专业组”或“院校+专业”的模式，理论上一个专业一个分数线，这给具有较强学科特色的普通高校提供了赶超机会，也为高水平大学的薄弱学科敲响了警钟。新高考改革与“双一流”建设形成合围，引导高校在学科布局上突出自身特色，注重内涵建设，有所为有所不为。

“专业导向的志愿填报方式下，高校各专业的建设水平和选才要求都将在招生中予以体现。高校若要保持竞争力，必须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人才选拔方式和培养方案。”朱佐想强调，高校要树立全面招生质量观，着眼“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在招生设计上，将对学生选科要求相同的专业纳入同一招生类别。要强化专业内涵建设，优化专业培养方案，积极谋划布局战略新兴专业、交叉复合专业以及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前瞻专业，并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招生专业动态优化调整的重要因素。

记者注意到，之前曾经出现“物理遇冷”“弃考化学”等声音，使得一些考生和家长在面临选科时有所犹豫。

王秋旺指出，新高考一端是中学，一端是高校，中学应积极开展生涯教育，引导考生和家长理性选科；更重要的是高校要负起责任，对本科招生专业对应的选科科目进行规范要求，决不能为了保分数线而不顾相关科目在高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类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对选考科目不作任何限制。

陈志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物理非常强调体系性，也是逻辑思维训练的重要载体，在普通高校本科的92个专业大类中，有七成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物理基础，另有六成涉及化学。从人才培养角度看，建立强有力的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势在必行。我们既要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也要高度重视高校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